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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民族主义浅析
日本新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中日关系因教科书、李登辉访日以及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出现波折。舆论普遍认为，在日本政府领导人这些强硬言行的背后，是日趋增强的新民族主义思潮。
一、 民族与民族主义
用斯大林的话说，所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从这一定义出发，所谓民族主义是对本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行为。
在英语里，nation 既是“民族”，又是“国家”，还是“国民”，nationalism 既是“民族主义”，又是“国家主义”，还是“国民主义”。从中可以看出，“国民”与“国家”，“民族”与“国家”，“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他甚至断言，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从世界历史上看确实如此。所谓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甚至在市民革命之后。为形成特定区域内的统一市场以及国家政权，本来以“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市民革命后来演变成国民革命，并为此抵御外来的干涉和侵略，从而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例如18世纪后半期的北美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对内宣扬本民族文化优越，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民族主义成为工业化国家执政者的有力招牌，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在国际事务上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受到冲击乃至侵略的后发展国家为反抗殖民主义，除利用民族主义的手段争取独立，形成近代国家外，也尽量使其成为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手段，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旧殖民地国家所表现的那样。
近代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尚不足以支持建设一个现代性国家。明治新政权成立以后，在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文物制度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在国民中间培养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试图将近代爱国主义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以《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为代表的忠君爱国观念，被强制性地灌输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使大多数日本人在牺牲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支持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从而使日本在近代成为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容易产生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正如著名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1885年的《脱亚论》所表现的民族扩张主义那样，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就为民族主义情绪所激动，在政府的对外扩张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全面战争的年代里，绝大多数日本人全力支持对外战争并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惊人的合作态度。但是，民族主义狂热下的对外侵略扩张之路，不仅对其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亦给日本带来了灭顶之灾。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强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增长国民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感，又可以发展为盲目的排外主义，甚至对外实施攻击行动的沙文主义。在真正的世界一体化形成之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每当人类社会发展处在大的转变时期，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均会相应地高涨，正如目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浪潮所引发的民族主义那样。特别是那些次发展国家，为维护本国的利益以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很容易利用民族主义抵抗外来冲击，即使在日本这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也不例外。
二、 何谓新民族主义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其背景、特征及影响均有不同，因而被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如果说8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来自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带来的民族优越感，那么经济持续衰退的局面却是9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社会基础。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处在萎迷不振的状态，而美国经济却持续景气，这与80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主要原因是陈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适应，但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外来势力所致，正如1999年 3月法务大臣中村正三郎抱怨“和平宪法”是盟军强加给日本的、日本经济衰退是美国的阴谋那样。另外，80年代的民族主义是一部分右翼政治家极里煽动的结果，而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却是部分政治家、媒体、部分学者和多数国民的大合唱。
在表现形式上，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与80年代的旧民族主义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继续歪曲历史，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结果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战后50周年决议》，措辞暧昧，意义不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仍受到右翼政治家的强烈反对。同一时期，由 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的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美化侵略历史，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 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 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的 8月15日，仍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
一、 民族与民族主义
用斯大林的话说，所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从这一定义出发，所谓民族主义是对本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行为。
在英语里，nation 既是“民族”，又是“国家”，还是“国民”，nationalism 既是“民族主义”，又是“国家主义”，还是“国民主义”。从中可以看出，“国民”与“国家”，“民族”与“国家”，“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他甚至断言，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从世界历史上看确实如此。所谓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甚至在市民革命之后。为形成特定区域内的统一市场以及国家政权，本来以“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市民革命后来演变成国民革命，并为此抵御外来的干涉和侵略，从而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例如18世纪后半期的北美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对内宣扬本民族文化优越，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民族主义成为工业化国家执政者的有力招牌，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在国际事务上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受到冲击乃至侵略的后发展国家为反抗殖民主义，除利用民族主义的手段争取独立，形成近代国家外，也尽量使其成为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手段，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旧殖民地国家所表现的那样。
近代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尚不足以支持建设一个现代性国家。明治新政权成立以后，在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文物制度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在国民中间培养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试图将近代爱国主义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以《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为代表的忠君爱国观念，被强制性地灌输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使大多数日本人在牺牲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支持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从而使日本在近代成为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容易产生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正如著名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1885年的《脱亚论》所表现的民族扩张主义那样，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就为民族主义情绪所激动，在政府的对外扩张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全面战争的年代里，绝大多数日本人全力支持对外战争并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惊人的合作态度。但是，民族主义狂热下的对外侵略扩张之路，不仅对其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亦给日本带来了灭顶之灾。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强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增长国民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感，又可以发展为盲目的排外主义，甚至对外实施攻击行动的沙文主义。在真正的世界一体化形成之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每当人类社会发展处在大的转变时期，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均会相应地高涨，正如目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浪潮所引发的民族主义那样。特别是那些次发展国家，为维护本国的利益以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很容易利用民族主义抵抗外来冲击，即使在日本这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也不例外。
二、 何谓新民族主义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其背景、特征及影响均有不同，因而被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如果说8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来自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带来的民族优越感，那么经济持续衰退的局面却是9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社会基础。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处在萎迷不振的状态，而美国经济却持续景气，这与80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主要原因是陈旧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适应，但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外来势力所致，正如1999年 3月法务大臣中村正三郎抱怨“和平宪法”是盟军强加给日本的、日本经济衰退是美国的阴谋那样。另外，80年代的民族主义是一部分右翼政治家极里煽动的结果，而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却是部分政治家、媒体、部分学者和多数国民的大合唱。
在表现形式上，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与80年代的旧民族主义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继续歪曲历史，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政治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结果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战后50周年决议》，措辞暧昧，意义不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仍受到右翼政治家的强烈反对。同一时期，由 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的政治家们还通过在“8·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美化侵略历史，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 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 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的 8月15日，仍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
